建立日本式「健康碼」制度或是遏止新冠捷徑

2020/07/21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目前日本的新冠疫情出現大幅度反彈的趨勢,已有人説是第二波已經來臨,東京從7月9日開始連續4天超過200人,7月16日,感染者達286人,刷新以往紀錄, 17日293人、18日290人,從日本全國來看,7月15日,日本共檢測出454名新增感染者,是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以來最多的一天,16日,更有623名新增感染者,再次更新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以來新高,為新冠在日本流行以來單日第三多,18日更達662人。

   

帶著口罩穿梭於東京原宿的行人(7月11日,東京都澀谷區)

                 

  在4月16日全國實行緊急事態宣言以後,感染人數在急遽下降,在6月7日至13日一週裏,超過政府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標準之一,也就每週平均每天10萬人口中新增感染者為0.5人的,只有東京都、北海道、岐阜縣,另有33縣一週清零;現在疫情已在全國不斷展開,除一都三縣是重災區外,在7月11日到17日的一週裏,清零縣只剩6個縣。

 

  由此可見,解除緊急事態時間稍過,疫情立刻反彈,而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也漸漸失去再次實行事態宣言,向停業的企業和個人進行補助的財政體力,這説明安倍政權所稱讚的「日本式的抗疫」模式是一種週而复始的怪圈,沒有找到真正的出口的戰略,那麼怎樣才能找過防疫和經濟活動重開兼顧的模式呢?我覺得以中國為首的一些抗疫和復工都比較成功的國家採取的「健康碼」制度及類似的制度很值得日本借鑒。

 

  「健康碼」首先是冠狀病毒病中國大陸疫情期間,所啟用的一種二維碼的應用程式,作為個人進入各種公共場所的電子通行證使用。該二維碼除包含必要的個人基本信息外,還利用大數據和相關部門的權威數據相連,在經過實名認證後,可以查看本人是否為新冠肺炎確診或疑似患者、是否為與新冠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是否為近14天入境人員、核酸和抗體檢測結果及旅遊史等,這些數據經與後臺比對和綜合判斷後形成「風險提示」,賦碼規則也會根據疫情防控要求和變化及時調整。此二維碼分紅、黃、綠三種顏色,一般來説,綠碼,在各種公共場所和交通工具上等可以亮碼通行;黃碼,要實施7天內集中或居家隔離,連續申報健康打卡超過7天都呈現正常後,可以轉為綠碼;紅碼,實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離,在此期間經過連續申報健康打卡,合格後轉為綠碼。因此,只有獲得「綠碼」才能相對自由地出行和進入各種公共場所。

       

顧客正在用APP掃健康碼進入商場(4月,中國大連)

            

  中國大陸先是依託大數據、雲計算等數位技術在全國多地相繼推出了本地的健康碼 ,一些大中城市等啟用基於支付寶平臺的「健康碼」,騰訊平臺的防疫健康碼也覆蓋相當廣闊的市縣,目前,依託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健康碼」信息已實現互通互認。

        

  韓國的防疫模式曾在全球廣受讚揚,韓國也是像日本一樣,在未封城、未全面封鎖經濟的情況下,以最為有效的方式迅速控制了感染擴大。韓國政府建立了防疫網站,利用與醫療保險、護照、銀行卡、信用卡等聯動的居民身份號碼的大數據,匯集智慧手機定位數據,進行疑似病例和全體與感染相關人員的徹底追蹤,並將確診病例的位置標示在地圖上提供人們防範,但是在5月1日深夜,首爾一名男性感染者先後前往梨泰院多家夜店,導致群聚性感染。截至5月30日,與梨泰院相關的確診病例升至269例。

              


   

  鑒於此事例,韓國政府5月24日公佈了一項計劃,要求俱樂部和酒吧等高風險娛樂場所,從6月起通過二維碼登記到店客戶信息,為的是一旦感染髮生,便於追蹤潛在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和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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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建立了「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利用手機定位等掌握新冠肺炎居家隔離者的位置,如居家隔離者擅自離開,其所在位置、被監控手機號碼的實時定位會出現在防疫部門及授權平臺上,系統會自動發送警告簡訊告知當事人、民政和警政部門。

  

  當然採取「健康碼」制度等會帶來如何保護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問題,而據新華社6月8日報導: 《個人健康信息碼》國家標準充分考慮了個人隱私和敏感信息的保護,對個人健康信息的採集、加工和利用等各個環節進行了規範。「健康碼」數據由相關部門掌握,並嚴格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有關規定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工作,防範「數據洩露」,禁止第三方平臺留存用戶數據。

      

  韓聯社5月24日報導稱,與手寫相比,二維碼系統或許能更好地保護個人信息,因為在流行病學調查人員提取信息之前,該信息將始終以加密的形式存儲著。此外,通過二維碼寄存器收集的私人數據將在四個星期後自動刪除。

           

  而日本具有健全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相信完全可以通過在徵得國民認可的前提下,建立兼顧防疫和保護個人隱私的日本式的「健康碼」制度。

            

  在中國,「健康碼」被廣泛地運用到抗疫、復工、復學和追蹤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對兼顧抗疫和復工復學及恢復商業設施的營業還是有相當大的效果的,7月16日,根據中國統計局公佈數據,中國二季度國內生産總值同比(GDP)增長3.2%,也充分説明了這一點。

            

  據世界衛生組織截止到7月18日的統計,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達到1330多萬,美國新冠感染病例超過360萬,佔世界之首,美國、印度、巴西三個國家都已經超百萬,能夠成功遏制新冠流行,已是一個國家是否能有效地維持國家機能、經濟活動和保護國民健康與生命的首要問題,日本現在還沒有找到遏制新冠和兼顧經濟活動的出口戰略,除了宣佈進入緊急事態宣言,減少人與人的接觸,停止營業、外出的自我約束以外幾乎別無他術,一旦結束了緊急事態宣言就又會回到原來的狀態,而等待疫苗的誕生也是一種非常不切實的想法。日本諾貝爾獎獲獎者、免疫科學家本庶佑在2020年8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發表題為《到東京奧運 「疫苗」做不出來》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就是製成了疫苗,也可能有和開發疫苗時不同遺傳子的病毒蔓延,這樣就十分有可能僅對一部分病毒有效。」(96頁)

             

  因此,充分發揮日本在新型冠狀病毒抗體研究、檢疫研究及理論疫學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鑒中國等在短時間能夠進行多人數的核酸檢驗的方法,建立適合日本法律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日本式「健康碼」制度,可能是解決抗疫與恢復經濟活動的唯一的方法。筆者認為:這裡不應該存在歧視的問題,因為絕大部分的感染者會在一週或兩周內康復和轉陰,只要建立起科學的「健康碼」更新制度,「健康碼」制度不會成為長時間對特定的個人進行隔離和禁止進入公共場所的措施,相反是人人都平等的--得病和有風險時為紅碼或黃碼,康復和消除風險時就會轉為綠碼,這是在保障廣闊的公共衛生的前提下對個人的一時性限制,而由首相安倍晉三、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和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在3月26日簽署公佈的,3月27日施行的《有關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作為指定感染症而對所定一部分政令修改的政令》中,作于新冠病毒感染症的預防措施,都道府縣可以限制被污染的或懷疑被污染的生活用水的使用;都道府縣可以限制被污染的或懷疑被污染的建築物採取相關措施(限制進入建築物);都道府縣可以對被污染的或懷疑被污染的交通進行限制或切斷;國家公佈感染症發生及實施措施等信息;都道府縣為防止感染可提出給予合作的要求(對有足以懷疑其身患感染症的正當的理由的人要求提出健康狀況的報告、對外出進行自我約束);都道府要進行經過報告。

   


             

  因此日本式的「健康碼」制度,可以結合日本的現行法律(或修改政令等)和獨特的先進的技術加以創建,如日本鹽野義製藥株式會社6月22日宣佈,為使新研製成功的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檢測、診斷手法投入實用,已與日本大學、群馬大學、東京醫科大學3所大學就簽訂專利合同達成協定,以6月量産檢測試劑盒為目標推進此項計劃。這項稱「SATIC法」的方法可以從唾液裏採樣,從採樣開始到得出結果約在25分鐘內可以完成,沒有偽陽性等特異反應,和現在日本使用的聚酶核鍵(PCR)檢驗法有同等的精確度,這種日本獨特的技術都可以用在日本式的「健康碼」制度的建立之中。

           

  日本式的「健康碼」制度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防疫和經濟活動的安全性和安心,如現在東京一些伴有接待行為的飲食業新冠陽性者多發,但是只對從業人員進行PCR檢查,客人方面的健康狀況無從把握,其實是不可能有效地預防感染的蔓延的,如果實施了「健康碼」制度,就會使防止感染蔓延更加完備和全面,經過完善的設計,也可以通過健康碼制度實現對患者和密切接觸者的精準的追蹤,大大減少來路不明的感染者的數量。

        

  建立日本式「健康碼」制度,一定要在感染還不太嚴重的時期早期實行,如果發展到美國那種程度,由於感染人數過多,就難以實行,因此當機立斷,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領導的「健康碼」制度,已經迫在眉睫。

          

  建立「健康碼」制度後,也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建立「國際健康碼」,使「健康碼」在技術上更加精準、便利、完善,為日本重啟國門提供一條捷徑。

              

  日本時間5月25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首相官邸舉行記者會,宣佈在日本全國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在記者會上,安倍指出:「3月以後,在歐美發生了爆發式的感染擴大,世界上現在仍然每天會有超過10萬人的新增感染者確診,還有採取持續2個月以上封城等強制措施的國家,而我國即使進行緊急事態宣言,也無法實施伴隨罰則的強制的外出限制等,儘管如此,這種只有日本才有的獨特的做法,僅僅用了1個半月,就使新冠流行大體收束。這充分體現了‘日本模式’的力量。」

          

  但是所謂的「日本模式」,沒有解決在實行緊急事態以後,再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後,再出現「第二波」時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在實行緊急事態的時候,也沒有制定出緊急事態結束後相應的措施與體制。《47NEWS》7月17日在網路上刊登題為《亞洲的新冠對應 哪個國家、地區好?日資企業的駐在員 對台灣和越南做出很高評價 印度尼西亞「粗糙」 》的文章,文中對台灣、越南、中國大陸和韓國的對應都做出了高度評價,而其中中國大陸和韓國都有迅速治理「第二波」的成功的經驗和體制,為了避免美國式的大量感染的悲劇,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借鑒這些成功的經驗,建立相應的體制,已是刻不容緩。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張石 簡歷: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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