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為什麼為甲級戰犯題墓碑

2015/09/21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在日本靜岡縣熱海的伊豆山上,有在遠東審判中被判死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墓,其墓碑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書,上面寫著「七士之碑」。吉田茂為什麼為甲級戰犯墓碑題字?這看來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上的暗喻。

 張石
        1940年,退役的日本侵華上海派遣軍兼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南京大場鎮帶回血土,説是「為了祭奠日中兩國的戰死者」,請愛知縣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風和雕塑家小倉右一郎的幫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 重約600公斤的觀音像--興亞觀音, 1940年2月14日,他在熱海的伊豆山舉行了興亞觀音「開眼式」,觀音像向著南京方面合掌。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執行死刑,他們的遺體被送到橫濱久保山的火葬場火化。火化後美軍士兵把7人的遺骨一起裝在一個塗了黑漆的箱子裏,據説扔到了東京灣裏,但是在將骨灰裝進箱子裏時,還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國士兵扔到一個水泥製件坑裏,當時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看到了這個光景。 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原首相小磯國昭的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過封鎖嚴密的戒嚴網,將這些骨灰收集、取走。對於骨灰的處理,三文字正平與松井石根等被處刑的7名甲級戰犯的家屬經過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讓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來到興亞觀音, 對當時興亞觀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禮(法華宗陣門流僧正伊丹妙凈之父)説:這是相識的人的遺骨,想暫時藏在這裡。伊丹忍禮接受了遺骨。

七士之碑
        在《舊金山和約》簽約後的1959年4月19日,遺骨被公開立碑埋葬,原首相吉田茂為此碑揮毫,寫上「七士之碑」4個字,並同時建立甲、乙、丙級1,068名戰犯供養碑。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戰後民主主義的奠基人,190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政治係畢業,戰前一直擔任職業外交官,1931年「9.18」事變以後,他一直主張和英美搞協調外交,反對軍部的蠻行,軍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後,他還暗地裏積極展開和平外交,並在1943年到1944年,圖謀組織「終戰內閣」,並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拘留40天。戰後,吉田茂曾擔任5屆內閣總理大臣,他積極推動日本的「輕武裝、重經濟」的和平路線,推動日本戰後民主制度的發展,這樣一個人物,他為什麼要為甲級戰犯題墓碑呢?其實,他的這一行動,從文化、政治、歷史等多方面體現了日本戰後處理的特點,這也是與德國截然不同的特點。

         首先,從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以後,甲級戰犯在日本已經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復獨立以後,日本律師聯合會向政府提出了《有關赦免戰犯的意見書》,並有4000萬人署名要求赦免戰犯,日本政府也在當年10月以前,向原聯合國提出對戰犯實行赦免、減刑的勸告,而在1953年,日本國會通過了決議,把作為戰犯而被處刑的人們定義為「法務死」,也就是戰死者。1946年,在聯合國軍的指示下,曾經停發戰犯和開除公職的人的「恩給」(根據日本1924年通過的《恩給法》,公務員死亡或退職後,為確保本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安定而支給的金錢)和扶助費(原軍人、軍屬死亡以後,對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戰犯的恩給和扶助費得到恢復。1954年,日本政府決定,給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處死刑的戰犯的遺屬發給和其他的戰死者同樣的扶助金,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戰犯「平反」的徹底。

         而在德國,一直在追究納粹的犯罪。1979年,德國聯邦法院取消了特別手段謀殺的追溯時效,使德國能夠對納粹分子實行無限期追責,所以在2011年,91歲的Demjanjuk作為「謀殺共犯」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國負責調查納粹罪行的「中央辦公室」還向檢察機關提交了30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員資料,建議對其提起訴訟。今年7月,德國地方法院以謀殺共犯的罪名,判處前納粹黨衛軍成員、曾于二戰期間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記賬員的Oscar Goening4年監禁。 

        而日本由於戰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後從來沒有用法律手段追究過戰爭責任。



        在1959年4月為7名甲級戰犯修墓之際,松井石根的朋友,同時也與吉田茂交情甚深的東亞同文書院出身的實業家高木陸郎請求吉茂為7名甲級戰犯墓碑題字。高木陸郎是個中國通,曾經當過清末最大的實業家盛宣懷的秘書。當時吉田茂早已不任總理了,而甲級戰犯也早已「全面平反」,他似乎沒有拒絕的理由。

   興亞觀音
         第二,吉田茂能夠欣然命筆,題寫墓碑,也與日本的戰敗和德國戰敗的不同有關。德國沒能迴避本土作戰,導致第三帝國滅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諾曼第登陸,蘇聯攻克柏林,納粹德國被消滅,而日本迴避了本土作戰,從而使日本的敗戰,是在原政府領導下進行,國統一直沒有消失和中斷,與戰前具有很大的連續性。戰後,美國為首的佔領軍曾將戰前日本政權中的絕大部分人從公共權力中驅除出去,但是中國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痛感共産主義比日本的右翼國家主義對美國推崇的民主主義威脅更大。美國饑不擇食,採取了「以毒攻毒」的辦法,對日政策發生了巨大轉變,他們讓大批從公權力中被「驅除出境」的人物復歸政官兩界,在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處死的第二天,甲級戰犯涉嫌者岸信介被釋放出獄,並在幾年後登上首相的寶座;甲級戰犯重光葵再次擔任外務大臣;甲級戰犯賀屋興宣出任法務大臣。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使他們重返重要崗位,而這一切,都是在吉田茂擔任總理期間進行的。

 
   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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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茂雖然有反軍部的經歷,但是他在戰前一直是日本政府內的高官,最後官至外務次官(相當於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他是明治和昭和初期在日本政府裏多次擔任大臣的政界大佬牧野伸顯的女婿,他本人也和戰前的首相們,如田中義一、近衛文麿、廣田弘毅等關係甚篤,其中被判為甲級戰犯而處刑的廣田弘毅,曾是他的知遇和關係甚密的上司,甲級戰犯重光葵也是他的同僚、密友、知音,而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權和戰前政權的千絲萬縷的聯絡,決定了日本不可能徹底清算戰爭,因為清算戰爭有時意味著清算他們自己,這些也是吉田茂為甲級戰犯題寫墓碑的綜合性的原因。

        第三,就是文化的因素。日本著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將人作為神祭祀的風俗」這篇文章中寫道:「將死去的人作為神來祭祀的風俗確實過去比當今更盛行,但與此同時,一種現今被不屑一顧的限制在不久前一直在全國被認可。那種在中國被稱為「祠堂」,我們叫做「御靈屋」的一家專屬的私廟另當別論,那種享受廣泛的公共祭祀,聽取人們祈願,並使人們相信這個人可以作為神來祭祀的,以前一直有幾個特別的條件。首先,自然而然年老而終的人不會被放在神社裏祭祀,那些持有執著的遺恨的人,死後仍能讓人馳騁想像,屢屢以作祟的方式來表達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感的人,被作為靈驗的神來供奉。」(1)

         由此可見,柳田國男認為,成為神社被供奉之神的條件,是含恨而死的人,他的恨越濃烈,作祟越頻繁、強烈,也就越有資格進入神社,而且也越是「靈驗之神」。

        甲級戰犯由於被處以死刑,在日本人看來,是含恨而死的人,他們是抱有濃烈的怨恨的,能夠強烈作祟的,最有資格進入神社和受到祭拜的人。有關甲級戰犯,日本盛傳下面所説的一段傳言。

         負者執行7名甲級戰犯死刑的貝里・沃克中將是朝鮮戰爭時的美軍司令官,在7名甲級戰犯被處刑後的1950年12月23日,貝里・沃克中將在戰場視察時,由於駕駛吉普車失誤死亡。他死的日子正好和7名甲級戰犯被處刑的日子相同,人們認為這是7名甲級戰犯作祟。中將的副官聽從友軍韓國將校的勸説,到興亞觀音來參拜7名甲級戰犯之墓,住持伊丹忍禮以「冤親平等」之宗旨,將貝里・沃克大將(死後晉陞為大將)之靈鄭重供養。

       從這種文化傳統出發,吉田茂受邀為甲級戰犯書寫墓碑,他也是無法拒絕的。

    (1)見柳田國男「將人作為神祭祀的風俗」, 《定本柳田國男集10卷》,築磨書房,1962年版,474-475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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