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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為什麼為甲級戰犯題墓碑

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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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深度觀察

        在1959年4月為7名甲級戰犯修墓之際,松井石根的朋友,同時也與吉田茂交情甚深的東亞同文書院出身的實業家高木陸郎請求吉茂為7名甲級戰犯墓碑題字。高木陸郎是個中國通,曾經當過清末最大的實業家盛宣懷的秘書。當時吉田茂早已不任總理了,而甲級戰犯也早已「全面平反」,他似乎沒有拒絕的理由。

   興亞觀音
         第二,吉田茂能夠欣然命筆,題寫墓碑,也與日本的戰敗和德國戰敗的不同有關。德國沒能迴避本土作戰,導致第三帝國滅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諾曼第登陸,蘇聯攻克柏林,納粹德國被消滅,而日本迴避了本土作戰,從而使日本的敗戰,是在原政府領導下進行,國統一直沒有消失和中斷,與戰前具有很大的連續性。戰後,美國為首的佔領軍曾將戰前日本政權中的絕大部分人從公共權力中驅除出去,但是中國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痛感共産主義比日本的右翼國家主義對美國推崇的民主主義威脅更大。美國饑不擇食,採取了「以毒攻毒」的辦法,對日政策發生了巨大轉變,他們讓大批從公權力中被「驅除出境」的人物復歸政官兩界,在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處死的第二天,甲級戰犯涉嫌者岸信介被釋放出獄,並在幾年後登上首相的寶座;甲級戰犯重光葵再次擔任外務大臣;甲級戰犯賀屋興宣出任法務大臣。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使他們重返重要崗位,而這一切,都是在吉田茂擔任總理期間進行的。

 
   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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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茂雖然有反軍部的經歷,但是他在戰前一直是日本政府內的高官,最後官至外務次官(相當於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他是明治和昭和初期在日本政府裏多次擔任大臣的政界大佬牧野伸顯的女婿,他本人也和戰前的首相們,如田中義一、近衛文麿、廣田弘毅等關係甚篤,其中被判為甲級戰犯而處刑的廣田弘毅,曾是他的知遇和關係甚密的上司,甲級戰犯重光葵也是他的同僚、密友、知音,而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權和戰前政權的千絲萬縷的聯絡,決定了日本不可能徹底清算戰爭,因為清算戰爭有時意味著清算他們自己,這些也是吉田茂為甲級戰犯題寫墓碑的綜合性的原因。

        第三,就是文化的因素。日本著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在「將人作為神祭祀的風俗」這篇文章中寫道:「將死去的人作為神來祭祀的風俗確實過去比當今更盛行,但與此同時,一種現今被不屑一顧的限制在不久前一直在全國被認可。那種在中國被稱為「祠堂」,我們叫做「御靈屋」的一家專屬的私廟另當別論,那種享受廣泛的公共祭祀,聽取人們祈願,並使人們相信這個人可以作為神來祭祀的,以前一直有幾個特別的條件。首先,自然而然年老而終的人不會被放在神社裏祭祀,那些持有執著的遺恨的人,死後仍能讓人馳騁想像,屢屢以作祟的方式來表達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感的人,被作為靈驗的神來供奉。」(1)

         由此可見,柳田國男認為,成為神社被供奉之神的條件,是含恨而死的人,他的恨越濃烈,作祟越頻繁、強烈,也就越有資格進入神社,而且也越是「靈驗之神」。

        甲級戰犯由於被處以死刑,在日本人看來,是含恨而死的人,他們是抱有濃烈的怨恨的,能夠強烈作祟的,最有資格進入神社和受到祭拜的人。有關甲級戰犯,日本盛傳下面所説的一段傳言。

         負者執行7名甲級戰犯死刑的貝里・沃克中將是朝鮮戰爭時的美軍司令官,在7名甲級戰犯被處刑後的1950年12月23日,貝里・沃克中將在戰場視察時,由於駕駛吉普車失誤死亡。他死的日子正好和7名甲級戰犯被處刑的日子相同,人們認為這是7名甲級戰犯作祟。中將的副官聽從友軍韓國將校的勸説,到興亞觀音來參拜7名甲級戰犯之墓,住持伊丹忍禮以「冤親平等」之宗旨,將貝里・沃克大將(死後晉陞為大將)之靈鄭重供養。

       從這種文化傳統出發,吉田茂受邀為甲級戰犯書寫墓碑,他也是無法拒絕的。

    (1)見柳田國男「將人作為神祭祀的風俗」, 《定本柳田國男集10卷》,築磨書房,1962年版,474-475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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