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中國緣

2015/07/06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日本被稱為「鷹派」,在中國被稱為「右派」,也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反華派」,但是,安倍兩次任首相,都使中日關係從最深的低谷出現較大幅度的提升和好轉,據他的中國人朋友説,他本人也説過「喜歡中國人」,而從他的經歷看,在政治和歷史問題上,他確實和中國有許多對立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感情上,他也確實與中國有一定的緣分,這也可能是促使他在某些方面與中國對立的同時,也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因素之一。

     2015年5月6日,日本《産經新聞》發表一篇名為「西海岸的聲援者」(署名「中村將」)的報導,報導安倍訪美期間的花絮。該報導介紹了在美國居住的華人,94歲的老婦人哈里歐特・穆阿的事情。她家保存著許多日本歷屆重要政治家的黑白照片。哈里歐特・穆阿生於中國上海,成為美國公民已經有50多年了,報導中寫道:

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 張石
        「這是岸信介先生。」她繼續著她的講解,話題隨之轉向岸信介首相(原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安倍晉太郎前外相(安倍晉三的父親)和安倍首相的話題上來,他們常到她的飯店裏來,品嚐這裡美味可口的家常飯菜。從她的影集上看,她與岸首相及安倍一家的關係相當親密。

       穆阿説在安倍晉三剛出生就認識他。談到安倍時,她的表情瞬間顯得暗淡,低聲説:「他忍耐了許多事情呀!」她的話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據日本作家野上忠興的《氣骨--安倍晉三的DNA》一書,穆阿不僅是安倍一家的好友,而且在安倍在美國留學期間,照顧過患有「思鄉病」的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在1977年3月從日本成溪大學畢業以後,去美國留學,先在舊金山海岸的海伍德英語學校學習英語,但是該校是以日本人為對象的英語研修學校,周圍都是日本人,語言能力很難提高。他馬上就想離開這裡,但是離開後也很難馬上回日本。正在他無路可走的時候,是穆阿幫助了他。穆阿曾在銀座經營中華料理「國泰」,當時安倍家住在東京的南平臺,家有生日宴會或遊園會的時候,常到「國泰」定宴席和飯菜。穆阿是中國人,本是原外交官的妻子,後來與美國海軍將校再婚,關了店去了洛杉磯,不久開始在洛杉磯經營旅行社。她離開日本後,仍然與安倍的母親安倍洋子親密交往。她從洋子那裏聽説了安倍晉三的窘狀,就對洋子説:我來照顧小晉吧。

       在她安排下,安倍暫住在一個她熟識的意大利裔美國人家,後來到位於加州長灘的英語學校裏住宿學習,語言能力提高以後,于1978年1月,入洛杉磯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法律。

      但是安倍從小生在富裕家庭,在美國學習期間,寂寞的住宿生活使他患了「思鄉病」,每天晚上都用對方付款的電話往東京富谷的家裏打長電話,有時國際電話費每月達10萬日元,使其父親安倍晉太郎生氣地説:「快讓晉三回日本吧!」

       穆阿知道了安倍晉三得了「思鄉病」,非常擔心,帶著他去各種地方,給他介紹能在一起説話的人,從各方面照顧他,這樣,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秋季講義結束後,安倍決心繼續留在美國留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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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一家一直與穆阿交往,《氣骨--安倍晉三的DNA》中説,在安倍就任自民黨幹事長時(2003年),80歲的穆爾,特意打來電話祝賀。

       也許是由於這段經歷,使安倍「喜歡中國人」,他們夫婦有一些中國朋友。

       據著名華人京胡演奏家、京劇藝術家吳汝俊介紹,大約上世紀90年代的一個中秋,吳汝俊在日本九州湯布院舉辦京胡獨奏音樂會,主辦單位邀請了一些國會議員參加,安倍晉三夫婦也在其中。吳汝俊精湛的藝術使他們大為感動,覺得「撥動了他們心中的琴弦」。從此,他和安倍夫婦就成了朋友,每逢新年互贈賀年卡,兩個家庭也開始交往。

       吳汝俊説:安倍夫婦為人和善、熱情,非常容易相處,也很活潑、開放,大家在一起交往起來很自然,互相都不需要做作。兩家四個人在一起時,總是談笑風生。安倍晉三平時看起來很嚴肅,其實他很幽默,會説很多笑話,特別開朗。

       安倍夫婦在吳汝俊演出時幾乎每請必到,成了他的忠實「粉絲」。吳汝俊創作的這出《貴妃東渡》,竟然也包含了一種中日文化及吳汝俊與安倍夫婦間奇蹟般的「緣分」。《貴妃東渡》的劇情是:楊貴妃在馬嵬坡兵變時沒有自縊身亡,而是被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救到了日本,兩人不是兄妹勝似兄妹,與此同時,楊貴妃還時時思念著李隆基。「阿倍仲麻呂」在日本也寫作「安倍仲麻呂」,可以説是日本姓「安倍」的人的祖先。日本現存的楊貴妃墓和供奉她靈牌的地方「二尊院」,正在山口縣油谷町。無巧不成書,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就是在油谷町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這種奇蹟般的巧合,使吳汝俊和安倍夫婦都驚嘆中日文化之緣的淵源流長和不可思議。


        中日關係在邦交正常化以來遇到兩次最大的危機,一次是小泉純一郎在擔任首相的約5年半的時間裏,連續6次參拜參拜靖國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將釣魚島「國有化」,無巧不成書,這兩次危機之後,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關係的危機都在他擔任首相後得到緩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那時是小泉6次參拜靖國神社後,中日關係處於最深的低谷的時期,而安倍在剛剛擔任首相後的該年10月8日,對北京進行了「閃電式訪問」,這是中日首腦互訪中斷5年之後的訪問,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後的首次出訪,同時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訪國定為中國的首相。安倍訪華,使1972年以來降至最低點的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據説他這次訪問,也是經過他「喜歡的」在日華人搭橋引線得以實現的。

 
       2012年9月,民主黨政權主持將釣魚島「國有化」,將中日關係推到懸崖的邊緣,中日間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後,一開始堅持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路線,但是在日本內閣通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後,他就一直不斷推進中日關係的改善,並推進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簽署了有關中日關係的「四項共識」,避免了中日擦槍走火的危機,並在與中方的共同努力下,實現了中日首腦的兩次會談。

       那麼今後,安倍還會不會和中國針鋒相對地對立呢?應該説在某些方面還是要對立的,但是那應該是國家利益間的對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對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優先,而安倍更多地考慮的是結果。他非常推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政治家的 「心志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屬於主觀的價值認定,主要涉及意圖或動機;後者則牽涉到客觀世界及環境中的現實運作及其結果,就是説,政治家在權位之上,需要考慮政治決定與政治行為可以預見的後果。安倍更傾向於以「責任倫理」限定「心志倫理」。他曾對前輩議員們説過:「在向國民訴説我的心情時,請讓我直來直去,可是,在我能夠就任某個職位時,請讓我考慮國家的利益,不損壞國家利益,並為實現國家利益行動。」(2)

        從目前安倍推進新安保法案通過的種種做法來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態和做法。本來安倍一貫以「中國威脅」為背景,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案,但是去年7月1日,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定,安倍當天傍晚召開記者會進行了説明。筆者從頭到尾看了安倍的記者會見實況轉播。令筆者驚訝的是,一貫以「中國威脅」作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這次不僅沒有拿中國説事,甚至也沒有提到釣魚島。從此以後,安倍在各種場合對批評中國的言論都三緘其口,不到在國會被人追問或迫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説。今年5月14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了構成新的安全保障體制的12項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舉行了有關這些法案的記者會,但他一句也沒有提到中國,他説:「為應對接近我國的國籍不明的飛機的自衛隊戰機的緊急起飛,與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國籍」來説明這種情況,説明他有意迴避拿中國説事。但是最近安倍又開始炒作「中國威脅論」,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國召開的G7峰會上,他提出中國在南海擴礁建島問題,要求峰會採取統一的行動,制止中國改變南海現狀。在安倍的會上會下的積極活動下,使6月8日的首腦宣言,不點名譴責了中國。

       筆者認為: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國會審議中受阻,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來執政黨的議席在眾議院超過2/3,在參議院也超過半數,通過新安保法案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沒想到絕大多數憲法學者都認為新安保法案違憲,不充分地進行説明,強行通過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強行通過了新日美安保條約,導致內閣下臺的覆轍,而在安倍看來,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沒有戰略縱深的日本,必須通過不斷鞏固日美軍事同盟,才能實現堅實的國防,而且這是鞏固、增進日美關係最重要的一環,從優先順位上來説,通過這個方案排在改善中日關係之前,而要通過新安保法案,必須以一個較大的「威脅」為背景,而近年來武力不斷增強,且與日本有領土衝突的中國就是一個最有説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關係上,新安保法案通過與否,構成了一種「鐘擺效應」,當這個法案進展順利時,安倍就極力改善中日關係;當這個法案受阻時,他一定要宣傳「中國威脅論」,但是不能因此就説他是鷹派或是反華派,這不關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責任倫理」使然。

(1)見野上忠興《氣骨--安倍晉三的DNA》,講壇社,2004年出版,106-109頁。
(2)大下英治《安倍晉三與岸信介》,角川雜誌,2013年版,339頁。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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