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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千百萬「新鄉紳」嗎?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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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劉迪:中國政治學者潘維説,中國政府辦成「大事」不難,但困難的是,中共無法動用其科層體制,解決基層社會無數「小事」。今天在中國基層,無數「小事」堆積如山,亟待解決。這些「小事」,因其關係到日常生活,對每個人來説,都是「大事」,如解決不好,可能會動搖人民對執政黨的信心。

 

  今天的中國政府,可以迅速推進高鐵項目,可以迅速推進「一帶一路」等宏大戰略,但在如何凝聚、組織社區、鄉村,基層社會問題上,卻不很順利。這些問題,究其原因,源自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百餘年間,數千年形成的社會基層結構遭到破壞,廣大基層,自治力薄弱。

 

10月底北京的公園內

 

  中國社會的近代社會轉型,消滅了鄉紳及其經濟基礎。人民公社制度,是一次重組中國基層社會的宏大實驗,這個實驗的失敗,導致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社會組織出現巨大空白。為了填補這種空白,上世紀80年代,匆忙間,全國普建村民自治制度。許多人曾對這種制度懷有極大期待,認為這是中國民主社會建設第一步。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此後出現水土不服現象。村民選舉,摻雜大量家族、派性、賄選、黑化問題。事實證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入,不能適合多樣化的中國基層社會現實。可以説,中國至今仍然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特點的基層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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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中國三農專家賀雪峰新書《最後一公里村莊》。他説,目前中國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鉅資,但國家無法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務,即公共服務還要依靠農民自己解決。賀雪峰指出,目前中國普遍存在這種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之間連結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其實,這「最後一公里」問題,本質上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缺乏基層社會自治。這種問題,不僅發生在鄉村,而且在城市,都普遍存在。

 

  今天,除政治任務外,中國政府干預基層社會的手段有限。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對基層社會干預最成功的例子是在廣大農村,有效地推行了計劃生育,成功地減少了數億人口。這種成功,依靠的是中國特有的「壓力型體制」。這種「壓力型體制」,將各種成長目標、行政目標,分解為具體政治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推。的確,這種體制可以高效、準確完成上級下達的政治任務。但是,這種體制,只適合完成一些比較宏觀而又具體的戰略目標,卻無法應對基層日常、瑣碎的繁雜事務。

 

  中國基層社會大量、不斷發生的「小事」,日益耗費政府大量資源,也困擾無數居民生活。這些問題,長期放置不去解決,就真會成為「大事」。那為何這些小事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呢?這很大程度在於,在無數個人與國家之間,中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組織。這是中國各級政府不得不動用大量政府資源管理社會的重要原因。而這種管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反而損害了政府、黨的合法性。

 

  重視人民身邊的「小事」,已引起中共高層重視。10月18日,習近平在其19大工作報告中號召全黨「要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他説,要「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三者的良性互動。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組織退出廣大農村領域。宗族、宗教力量,已經重返或進入中國基層社會。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單位」或「社隊」不復存在,億萬職工或社員成為孤立的個人。中央政府距離個人很遠,而宗族、宗教卻離個人很近。在許多地方,宗族、宗教發揮了組織地域社會的部分功能。畢竟,這些組織對生老病死、鰥寡孤獨問題具有自己的解釋方式,也以其方式對上述問題進行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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