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身後的政治課題

2017/03/02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劉迪:今年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20週年。記得1991年甫到東京,我曾與一慶應大學教授做過一番長談。當時,國際社會對鄧的評價有波動,但這位教授卻高度評價鄧的功績。那時,還沒有「南巡講話」,人們更不知道此後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等,但那位教授卻預見,在鄧的路線下,中國將會一步步恢復世界大國地位。 

 

鄧小平1992年南巡(中國畫報社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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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的超人之處,在於其無視「本本」,重視實踐的理性態度。這個特點,與他早年在歐洲社會的體驗,對美日已開發國家的觀察以及對蘇聯模式的洞察均有關係。他從事實出發制定政策,從善如流,不僵化,這是鄧小平力量所在。

 

  在鄧小平路線下,今天中國呈現多元社會、經濟自由化、行政分權。在深厚的文化積澱,社會多樣性之上,中國導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極大刺激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慾望。這種慾望,成為中國發展的重大動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國仍是威權體制國家。但我們知道,在當今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可以不聽取人民的意見而可以長期存在下去。中國政治觀察家發現,不論在鄧小平在世期間或其去世之後,中國共産黨及中國政府,一直不斷調適其統治方式。這是中國政治體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鄧小平的成功,在於他在中共高層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國中層、基層社會的官僚。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地方領導力量的發揮。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實施了一種「行為聯邦制」。中央與地方,存在一定的行為模式,雖然不是契約,但卻形成一定之規。中央以GDP成長為標準,建立了一個幹部考核體制。在這個體制下,實行地方首長責任制。任何經濟、社會目標,都被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放,一直到最底層。有人稱這套系統為「壓力型體制」。正是在鄧小平設計的這個體制下,中國創造了高速增長數十年的奇蹟。

1972年10月鄧小平(右)訪問時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左)與橋本龍太郎(中)(kyodo)

 

  但是,中國中央政府的GDP主義,讓地方官僚以為,只要完成經濟發展目標,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壞事,中央都不聞不問。中國高速增長的時代,也是地方官僚腐敗日益猖獗的時代。一時間中國輿論盛傳「改革與革命賽跑」,形勢十分險惡。   

 


 

  在政治手法方面,毛澤東喜歡「大眾動員」,而鄧小平寧可相信官僚而非大眾。他的成功,來自中央與地方官僚的經濟增長契約。但是,在這個增長契約中,卻沒有完善對官僚的監督機制。官僚貪腐,嚴重威脅到政府統治的正統性。今天中國面臨社會轉型,為此必須迅速建立一個與新型社會相適應的強大有力的官僚隊伍。

 

  相信官僚而非大眾,或與鄧小平的特殊經歷有關。文革時代遭大眾批判,讓他看透「群眾運動」的非理性、荒謬。鄧小平不相信精神主義,他以物質主義改變中國。在鄧小平路線下,中國建成一個「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這個社會,重覆了20世紀已開發國家大量生産、大量消費的模式,在這個社會中,大眾媒體發展、教育程度提高,大眾意志日益稱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在經濟發展的前面,一個強大的「大眾社會」正在崛起,這個社會不但存在經濟要求,也有政治訴求。

  

  今天中國的言論空間左右分裂,兩軍對陣。其實,不論左右,各個陣營的贊同者並不是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者。但是,這種意見的對峙,很大程度來自大眾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後,他們內心滋生出要求「平等」的願望。這種朦朧的願望,如果恰逢詭譎多變的外部環境,很容易變成盲目的力量。

 

上海街頭鄧小平畫像前的市民(2004年資料圖片、AP)

  在清除腐敗同時,中國政治領袖清醒看到大眾力量的崛起。中國政治的任務,是否一定是要不斷促進經濟發展,來滿足這種無盡的慾望?如果不是,那麼中國政治究竟應該做什麼?中國政治必須思考,如何引導著這種巨大洪流,吸收這種巨大能量。懲治腐敗官僚,同時又要避免文革式大眾運動的爆發,這對今天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來説,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經驗與方法。

 

  今天中國政治面臨一個如何處理內外關係的問題。如何調整內外關係,保障內部轉型過渡的順利,這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中國仍處在一個轉型期,不宜過分對外發力,而應注重內部各種關係梳理。

 

  什麼是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如何建立一個好的政治體制?對中國來説,既能保證社會穩定,也能促進社會改革、進步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

 

  民主政體、言論自由非常重要,但是中東地區的民主實踐,讓人們重新審視,現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種條件。人們更加深刻認識到,如果沒有法治、沒有自治傳統、缺乏文化、政治共同體意識,那麼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是一種低層次的民主制。

 

  但是,任何壓制性措施,都無法帶來政治體制的長期穩定。如何建立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社會的重建非常重要。億萬個人與國家之間,必須存在一個強大、完善的社會,國家才能擺脫來自個人的直接壓力,實現國家、社會與個人的正確分工。如果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能夠實現自治,那麼有許多國家與個人的衝突可以迴避,許多問題會在社會中得到解決。

 

 劉迪

  在鄧小平之後20年間,中國政治既面臨重構官僚機構的重大任務,同時也必須回應日益崛起的大眾階層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劉 迪 簡歷 

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所國際協力研究科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碩士課程畢業、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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