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全球化的代價

2020/06/05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停擺,有一些學者提出重新審視全球化,並質疑全球化還是否應該繼續下去。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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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進入了持續40多年的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處於嚴重對峙狀態。冷戰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德國的柏林牆被推倒,蘇聯邦解體,古典的社會主義體制被宣告瓦解。中國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被湯瑪士・弗里德曼描寫為一個平的世界。也就是説國際社會解消了相互對峙,將顯現出一個大一統的國際社會,這就是全球化。可是湯瑪士・弗里德曼描寫的童話世界並沒有顯現。相反,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亨廷頓的見解似乎更接近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造成了困擾國際社會的恐怖組織的恐怖活動。關鍵是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並沒有太平。

                   

  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來看,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福祉,這一點不可否認。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依然是領頭羊,中國也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如果説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的奇蹟,那麼這個奇蹟主要受益於全球化。在冷戰的框架下我們無法想像中國經濟能夠實現突飛猛進的發展,更不能夠實現什麼奇蹟。

                

  不過,雖然全球化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國際社會也同時面臨著新的問題。隨著類似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迅速發展,國際社會面臨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這樣的問題。換句話説,國際社會將建立一個怎樣的新的國際秩序?

                

  冷戰框架下,東西兩個陣營對峙,各陣營內部形成其自己的秩序,如果陣營內部陷入混亂,則陣營自動瓦解。處於對峙狀態下的冷戰,各陣營內部的管控其實是相對比較嚴格的。

          

  國際社會進入全球化以後,問題就出現了,美國作為領頭羊開始漸漸的力不從心,而且美國總統也開始打起小算盤,美國為國際社會付出的成本和獲得的收益似乎不對稱,於是乎美國的川普總統就喊出了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的悲鳴。

             

  應該説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全球化時期,國際社會不能沒有領頭羊。當然所謂的領頭羊也可能是集體領導,靠美國一國的國力無力於引領國際社會,集體領導制也不失為一個值得嘗試的辦法。問題是匹配今天的國際社會的領導體制尚未建立,此次新冠疫情恰恰成為考驗國際社會應對風險能力的一次危機。

      


               

  在過去的幾十年,國際社會為應對各種風險成立了各種國際組織。處於頂端的是聯合國。然而今天的聯合國已經無力完全應對各種風險和繁雜的國際事務,其所起的作用更像一個八面玲瓏的調解員。聯合國早已失去了應有的權威。

               

  我們只要稍稍用一點時間回憶一下新冠疫情發生以後的國際社會就不難發現問題所在。很長一段時間,國際社會一直沒有共享有關新冠病毒以及如何防範病毒的信息。國際社會的全球化最關鍵的就是信息共享,到現在面對疫情國際社會都處在單幹的狀態。在此不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世界衛生組織(WHO),因為WHO並沒有被賦予足夠的權威。而在整個疫情中,WHO威信又恰恰被重創,畢竟在疫情發生初期,他們發佈的信息有嚴重滯後的情況,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非歷史學者,對於人類社會是否經歷過如此嚴重大面積的疫情沒有進行過考證,但至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病毒疫情,但是因為沒有那一次如此次嚴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際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根據世界旅遊組織的統計,每年出行到外國旅遊的人數高達14億人次,病毒不會自己流行,病毒一定是人或者其他動物攜帶著流行的。這樣看來的話,疫情也可以被看成為全球化的代價。今後的國際社會如何防疫,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反思。鄧小平説發展是硬道理,但必須是可持續的發展。經歷了這次疫情,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會逐漸認識到以往的發展模式不科學,不可持續。這裡我不是要否定全球化本身,而是要建議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全球化,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實際一整套切實可行的,支持全球化的制度和框架。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日經中文網觀點

                     

柯隆

柯隆 簡歷:

 

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靜岡縣立大學特聘教授、富士通綜合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出生於中國南京。88年旅日後進入愛知大學法經學部學習,92年畢業後進入名古屋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深造,94年碩士課程(經濟學)畢業。98年10月,富士通綜研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2005年6月,同總研經濟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06年起擔任主席研究員。研究專題:開發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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