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冠疫情對策為何如此「鬆弛」

2020/04/17


  村山宏:在中國人看來,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對策太過「鬆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6日晚宣佈擴大緊急事態實施的範圍,日本全國的47個都道府縣(地方政府)都成了對象。即便是進入緊急狀態,各地的知事(相當於中國的省長)也只是請求民眾自覺避免外出走動,電車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依然運行,商店和餐廳仍在營業。日本為什麼只採取了不具有強制力的「鬆弛」對策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中)

                       

  中國對武漢實施封城,完全禁止了人員進出。歐美方面,巴黎、紐約和倫敦也發佈了事實上的出行禁令,違反出行禁令將被處以罰款,甚至在有的國家還會被監禁。相反,日本的地方政府並未發佈出行禁令,也無法強制商店停業。政府只能拜託商戶和民眾配合。可以説日本的新冠病毒對策全靠民眾的自發性和自律性。海外對日本這些措施的效果發出質疑。

           

  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人面臨喪命風險的情況下,為什麼日本不像外國那樣發佈外出禁令、商業設施停業令及封城令呢?實際上,日本這種「鬆弛」的緊急事態應對措施與1930年代發生的日本侵華戰爭有很大關係。在中國或許知道的人不多,1920年代的日本通過選舉引入了民主主義,被選出的議員組成政黨,由政黨選出首相。

         

  雖説是選舉,也不是像今天這樣18歲以上的公民均可以投票,只有繳納一定稅金的男性才能投票。儘管如此,由選舉選出的政治家來決定政策的機制是劃時代的。當時的年號是大正,該機制被稱為「大正民主」。遺憾的是,政治家不習慣民主政治,收買選票等腐敗行為也不罕見。那時兩大政黨都把政黨利益放在第一位,朝野兩黨激烈對立。

               

  就在這種時候,日本遭遇了從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在出口到最大出口國美國的貨物被美國限制後,日本馬上陷入了困境,農村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面對如此緊急事態,政黨政治家卻忙於奪取政權的政黨鬥爭,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均步入歧途。貧困的老百姓發出悲鳴,但政府並未推出行之有效的對策。批評「政黨政治無能,腐敗政治家將毀掉日本」的聲浪如潮。

              

  掃除腐敗政治家、加強政府權力、向外國主張日本國家利益的過激和極端思想出現擴散。軍人最終暴亂。1931年駐紮在中國東北部的關東軍無視政府的意向擅自擴大戰局,建立「滿洲國」。1932年,處理此事的時任首相犬養毅(曾經是新聞記者、孫中山逃亡時的贊助人)試圖與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談判,解決此事,反對政府的軍人卻在1932年5月15日闖入首相官邸,射殺了犬養毅。

              

  以此事件為轉捩點,煽動危機的軍方逐漸掌握權力。平時無法被接受的極端過激思想也吸引了眾多民眾。因經濟蕭條而苦不堪言的民眾贊同軍人倡導的反美、反蘇、擴大中國戰線和統制經濟等過激主張,接受了軍方統治下的生活。短暫的民主主義時代結束,日本進入了軍方主導的軍國主義時代。1938年日本制定國家總動員法,形成了政府專制普通民眾的體制。


     

  人們發現這種體制的可怕之處時為時已晚,中央政府全面介入經濟和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政治體制已經形成。反對派遭到鎮壓,在中國的戰爭持續擴大,戰爭導致日本民眾更加窮困。經過悲慘的長期戰爭,日本在1945年投降,人們擺脫了政府的專制重獲自由。日本民眾脫離國家經濟統制,享受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復興。戰後僅10年,日本的生活就變得比戰前富有,不再有人稱讚法西斯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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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日本對走向侵略戰爭的這段歷史進行反省,建立了排除國家權力強制民眾的穩固機制。《日本國憲法》以和平主義、國民主權和尊重基本人權作為三大支柱,沒有納入限制國民自由和人權的緊急事態規定與戰時規定。國民並非服務於國家,應將各自具備的能力傾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經濟、科學和文化。日本人為防止再次引發戰爭,建立了避免極端過激人物或組織強制國民行動的社會機制。

        

  關於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日本3月由國會通過了法律。在審議過程中,朝野各黨理所當然地發出了反對國家發佈強制措施的聲音。結果,這個法律成了沒有強制力的法律。與此同時,即使採取「鬆弛」舉措也行得通的聲音也很強烈。日本人一般都會自覺順從權威和規定,沒有刑罰也不會外出走動這種樂觀預期成為話題。也有觀點認為日本人具有厭惡丟臉的民族性,不會做被他人譴責的外出行為。

                

  日本自覺避免外出的請求並未像預期那樣得到遵守。直到前一段仍有很多企業維持營業,車站和地鐵上有很多上班族,年輕人到處走動,中年男性去有女招待的酒吧遊玩,高齡女性湧向商店街購物。這樣下去,要達成人與人接觸減少平時8成這一日本政府目標變得危險。日本人會接受自主避免外出走動的號召這一預期或許顯得天真。

            

  在互聯網上,「日本就是強限人權也應發佈外出禁令」、「應叫停娛樂節目等電視播放」等過激意見不斷湧現。結束歐洲旅行回到日本後導致疫情擴大的學生所在大學收到大量威脅郵件。面對危機時,人們處於興奮狀態,容易支持過激意見。這一點與1930年代軍人煽動危機、奪取政權之時相比並沒有變化。日本一些國會議員也發出了應制定附加處罰的外出禁令之聲。

           

  不管喜歡與否,日本在二戰後的75年裏固執地保持了政府和政治家無法對民眾使用強權的機制。這一機制正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動搖,眾多日本人正為此感到困惑。該不該不惜限制自由和人權來遏制病毒?筆者在政府權力「鬆弛」的社會出生長大,生活至今,但願今後的日本仍將是一個令中國人感到吃驚的「鬆弛」的日本……。

         

  (本專欄的內容為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日本經濟新聞)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編輯委員 村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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