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孤兒:解放軍是我的養父母

2015/11/19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石:1946年一個春天的下午,中國齊齊哈爾市的日本難民收容所裏,一名身著東北民主聯軍軍裝,斜挎盒子槍的十三、四歲的小戰士走了進來,他疾步走到收容所裏一位名叫安達小牧的日本婦女面前叫道:「媽媽!我回來看您了。」

        這位日本婦女抬頭一看,看見一個帶槍的小兵來到自己的面前,一時大驚失色,聽到這個小兵叫了一聲「媽媽」,連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兒子安達大成……

       慢慢逃難路

         安達大成1933年生於韓國漢城,父親安達煌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建築設計師,在日本建築公司「高山組」就職,後被派到當時的韓國京城(今日的首爾)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安達大成也和母親隨父親一起去了京城。在安達大成2歲的時候,母親因病逝世,父親在京城與日本女子安達小牧再婚。

        1935年,父親帶著他們一家到了中國瀋陽(當時叫「奉天」),後來又到了齊齊哈爾。

2015年的安達大成(張石 攝)
        安達煌在齊齊哈爾自己開了一家公司,起名叫「安達工業公司」,為當時佔領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北七六連隊做槍托和彈藥箱等軍需産品。

        可能是由於經驗不足,「安達工業公司」的産品在交貨時全部沒有通過驗收,産品一律不合格,父親安達煌因此被抓進了監獄,入獄後得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于1943年死在了監獄的醫院裏,扔下繼母、安達大成和父親與繼母所生的兩個弟弟。

         父親死後家失去生活支柱,繼母到處去找事做,以養活三個孩子。不久他在齊齊哈爾近郊的訥河「興農合作社」的獨身宿舍裏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在那裏為獨身宿舍裏入住的職員洗衣服、做飯,以微薄的收入養育三個孩子。

        安達大成在齊齊哈爾和訥河時都在日本人學校裏讀小學,但是學校裏一週有兩節「滿語課」,因此他也學會一些中文,加之父親在開公司時,家雇用的木匠等都是中國人,他也常去到他們那裏玩耍,因此從小中國話就説得不錯。

 
   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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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在安達大成上了中學。在放暑假的一天裏,他和小朋友們去離家約1公里以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密林裏去玩,突然聽到一陣「轟隆隆」的響聲,四、五個孩子鑽出樹林一看,原來有飛機飛來。沒過幾天,蘇聯兵就來到了這裡,他們把日本人都集中在縣裏的一個大講堂裏,大約有200多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因為青壯男人都被關東軍拉去打仗了。

        在這裡住了半個多月,蘇軍命令這裡的日本人向嫩江縣收容所轉移。嫩江縣當時劃歸黑河省管轄,從訥河到嫩江有93公里的路程,蘇軍用汽車送了一程後,就讓他們自己走。在饑渴交加的艱難旅途,最小的弟弟出麻疹了,無醫無藥,不久就死了。

        在這裡住了半年,他們又接到了命令,讓他們轉移到齊齊哈爾收容所。嫩江到齊齊哈爾有243公里的路程,蘇軍用貨車把他們一行送到了那裏。

       安達大成一家到達齊齊哈爾時,正式處於政權交替的混亂的時期。他説:那時齊齊哈爾非常混亂,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軍隊,一開始是戴著黑帽子,穿著黑衣服的軍隊,但是在這裡待了一夜就全都跑掉了,可能這不是正規軍。以後看到國民黨軍、蘇聯紅軍、八路軍,都到齊齊哈爾來過,國民黨軍在這裡待了不久就被八路軍打了出去,最後留下的是八路軍。

        他説,那時到處都亂哄哄的,進了難民收容所也沒大有人來照顧我們,這以前住過的收容所裏,總是有早午晚三頓飯的,有高粱米、蔬菜和南瓜,把菜和南瓜切好放在高粱米裏做粥喝,到這裡後,開始的時候還有飯,過了一陣子就漸漸沒有了。到吃飯的時候也沒有飯送來,餓得慌就去問,上面的人告訴我們:難民收容所解散了,你們自己去找活幹生活吧!

      參加解放軍

        難民收容所解散這個消息對安達一家來説如同晴天霹靂,當時繼母40歲左右,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説,安達大成只有13歲,弟弟才5歲。


        沒辦法母親又開始到處找活幹,她到街上的飯店裏幫人家洗碗、掃地,每天回來時能拿回一、兩個肉包子,分給兩個孩子吃,自己卻捨不得吃。

        安達大成看著母親日益消瘦、憔悴,心裏非常難過,他想:要是我離開這裡,媽媽可能還有一點兒東西給自己吃。自己已經13歲了,應該自己去找活路了。

        於是他瞞著母親自己跑了出去。當時已是1946年的9月了,白天的溫度大約零下5度到10度左右,晚上的最低氣溫達零下25度左右,而他們全家被收容的時候還是夏天,當時穿的衣服還是那時的夏裝,他自己跑了出來,真是凍餓難捱。

張石
        白天,他到街上去撿人家扔的食物,或是守在飯店門口,看著有客人把吃剩下的飯留在桌子上,就急忙跑進去端起飯碗就吃,有時會被飯店裏的人連踢帶打地趕出來。

       白天還算好混,到了夜裏真是難過,他撿了幾張麻袋片披在身上,躺在街角上,想睡也睡不著,因為天氣太冷,只好在街上走來走去活動著,一想到冬天有3個月,他感到非常可怕,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活過這三個月。

       有一天,他看見一個日本小姑娘挎著籃子賣自家卷的煙卷,幾個男孩子走了過來,其中一個男孩子趁小姑娘看不見時拿了一把煙卷就要走,他跑過去一把抓住那個偷煙卷的男孩子説:
      「你拿人家的煙卷給錢了嗎?」
        那個男孩子蠻橫地説:
      「幹你什麼事?」

        正在他們爭吵不休的時候,管理市場秩序的東北民主聯軍(原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改稱「東北民主聯軍」)軍官走了過來。

      「你們為什麼在這裡打架?」維持市場秩序的軍官問道。
     「他拿人家的煙卷不給錢。」
     「是這麼回事嗎?」軍官問那個賣煙卷的日本小姑娘。

       小姑娘點點頭。
       軍官讓那個拿煙的男孩子把煙還給小女孩,然後對安達大成説:
      「聽你説話不像中國人嘛。」
      「我是日本人。」安達説。
      「那你的中國語説得不錯嘛!」
      「嗯。小時候和父親一起工作的中國人很多,我常和他們玩,在學校每週也有兩節漢語課。」
      「咦!你願意到我們這裡來嗎?願意給我走一趟嗎?」軍官好像對他很感興趣。
       安達想:到哪兒都會比現在這樣好,沒準兒還會有飯吃呢!
      「好。去就去吧。」他説。

        東北民主聯軍軍官把安達大成帶到部隊的供給部。供給部的首長很奇怪,他説:「咦?你帶回了小孩幹什麼?」

        這位軍官説:「這小孩兒是日本孩子,中國話説得不錯,正好我們這裡的被服廠、野戰醫院、修汽車的人裏有許多日本人,有五、六十人呢!可以讓他做翻譯嘛。」

        首長一聽有道理,就問安達大成:「你有爸爸媽媽嗎?」
        安達説:「沒有。」
      「你願不願意當兵?」
        安達説:「願意。」

        於是部隊收留了他。他所在的部隊是東北民主聯軍第一師第一縱隊第三旅軍區供給部,而他的工作是做黑龍江省軍區供給部部長張覺的警衛員。

        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很開放,大有「國際化」的傾向,對於參軍的日本人一視同仁,十分信任,該發槍的發槍,該提幹的提幹。

        安達大成也很受信任,給他發了盒子槍。他平時和首長住在一起,首長住裏間,他住外間。需要有翻譯時他兼做翻譯工作。

        因為他不是一般戰士,算是有特長的文職幹部,雖然才13歲,但是部隊給他副排級待遇,還有工資,一般戰士當時工資是3元錢,他每月工資為4元。

        參了軍,不僅吃穿解決了,而且部隊首長對他都很好,親切地管他叫「小鬼」。他跟著首長,要經常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防備有壞人向首長開冷槍。

       他還喜歡參加部隊的文藝活動,學會了很多中國歌曲,還學會了拉二胡。他經常參加部隊組織的文藝演出,跳舞、唱歌、伴奏,樣樣都行,由於他能説兩國話,因此還經常把學到的革命道理到日本人那裏去宣講,在當時的部隊也算一個人物。

        在這裡工作不久,部隊將他調入第三師第十旅,部隊駐紮在黑龍江省北安縣。


        安達大成聽説要把他調走,想自己已經離開媽媽、弟弟很長時間了,這一調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想回去向他們告別一下,於是他向首長説了實話。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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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沒有親生父母,但是還有一個繼母和弟弟在難民收容所了,我想在走之前去看看他們。」

        首長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他穿著軍裝,挎著盒子槍來到了難民收容所。母親一見他大吃一驚,待聽他説完了原委後馬上對他説:我們就要回日本了,你要趕快回來,和我們一起回日本去。

        安達回到部隊後,向首長彙報了母親要他一起回國的事,首長對他説:你現在已經不是普通人了,是一名革命戰士了,怎麼能説來就來,説走就走呢?你自己要慎重考慮。

        安達經過反覆思考,覺得部隊的生活很不錯,首長對他又好,離開這裡還真有點捨不得,最後決定不和母親及弟弟回國,就留在部隊裏。

      農場三十年

        1947年2月,安達大成的老首長,黑龍江省軍區供給部部長張覺組織軍區供給部40多名戰士,在黑龍江省通北縣雞爪河流域的柳毛青(現紅星農場二分場)開荒,創建由軍隊直接籌辦的農場,主要種植蔬菜和軍用藥材,還招收3名日僑當汽車駕駛員。

       1948年,安達大成也接到了部隊轉業、參加開墾農場的命令,他先到位於小興安嶺西南邊緣上的黑龍江省海倫去開闢海倫農場,後來又加入老首長張覺領導下的北安農場,最後到了黑龍江省克山農場。

        安達大成到這裡來時還不滿16歲,先被分配去做汽車司機助手,後來做拖拉機手學員,半年後正式成為一名拖拉機駕駛員,此後一直開了十幾年拖拉機。在農場期間,他還把他在部隊練就的藝術特長發揮出來,經常參加農場文藝節目的排練和演出,曾和農場藝術團一起去省會哈爾濱匯演,並在匯演中得獎。

        1958年,他經農場了一名管理員介紹,與在農場工作的一名日本戰爭遺留孤兒武桂蘭(日本名現為安達素子)結婚。

         結婚後他們一共生了6個孩子。安達大成後來在農場升任技師,工資每月82塊,妻子也在農場食堂裏做臨時工,工資也不高。本來人口多,工資不高,生活應該是比較拮据的,但是農場那時給每個職工都分二分土地,他們家八口人,共分的一畝二分土地,種蔬菜和馬鈴薯,一到秋天,房前房後結滿了豆角、茄子、蕃茄等疏菜,還種了一些瓜果,大田裏就種馬鈴薯,吃菜從來不用買。每年家還養兩頭豬,吃一頭,賣一頭。安達大成説:就是還蘇聯債那年,糧食好像有點兒不足,其他的時候沒有為吃的問題發愁過。

      回到日本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安達也動了思鄉的念頭,他到縣裏的外事辦諮詢,外事辦的人給了他日本領事館的電話號碼,讓他和那裏聯絡一下,他馬上了日本領事館取得了聯絡,向那裏反映了自己的情況。

        1980年9月的一天,農場裏的大喇叭突然呼叫他,叫他到農場機關來。到了機關後,負責外事工作的人員告訴他:説他的弟弟找到了,現住在日本千葉縣。他的繼母和弟弟都要他快辦回國手續。

        這以後,他和弟弟通信並互寄照片,暢談36年來的離別之情。

       1981年,他們一家終於一起回到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祖國--日本。


       1981年12月15日2時31分,安達大成一家乘坐的中國民航917號班機到達日本成田機場,弟弟安達次成和妻子良子趕到機場迎接,兄弟二人時隔37年重逢,不由得熱淚盈眶,緊緊擁抱。光陰吹老了歲月,黑髮掛上了霜花,但是他們忘不了在一起度過的苦難童年,忘不了在逃難的路上,哥哥牽著弟弟的手,走過那麼多的泥濘和雪雨……

        剛回到日本時,他的大孩子20歲;老二17歲;剩下的4個孩子一個中學已經畢業,其他三個都是小學生。他讓弟弟安達次成把老大和老二帶到東京的日語學校去學日語。中學畢業的老三由於日語一句也不會説,決定從中學一年級重新念起,剩下的三個孩子都安排在市裏的小學。

        但是沒上幾天學,學校就找到了家來説:這三個孩子日語一句都不懂,課沒法上。沒辦法安達大成只好做 「陪讀」,和他們一起上了三個月的學。

        回日本一年以後,市政府的人找他談話説:你日語説得這麼好,年紀也不算大,要自食其力,不能再拿政府的保護金了。

        雖然説當時歲數不算大,但是也快到50歲了,找工作非常不好找。又過了一年,市政府就不再發給他們一家生活保護金了。他只好四處去找工作。有一天他在一張招工廣告上看見,一家公司招會中文的人才,就職後派到中國工作,他馬上去應募,當即就被錄取。就職後他被派到了中國駐在,中國那邊每月發2000人民幣的補助金;日本這邊的工資照發,這樣生活就有了保障。

        但是在他退休以後生活又變得非常拮据,由於回到日本後已經48歲,參加工作時間短,退休金拿得很少,夫妻兩人只有6萬日元的養老金,生活完全沒有著落,直到2007年1月28日,日本國會通過《改正日本殘留邦人支援法》後,他們的生活才有所改觀。

        安達大成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含辛茹苦把幾個孩子培養大,現在他已經有第三代(孫子、外孫)12個,他們一家在日本總算安家樂業。

        但是他時時不忘收留他、養育他的首長和解放軍,不忘那片他在那裏度過了大半生的白山黑水,那裏留下了他的童年和青春,不論他是不是敵國的孩子,不論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裏都對他不厭不棄,呵護信任,不僅使他在死亡的邊緣上生存了下來,還給了他那麼多的溫暖和快樂, 給他了事業與追求,給了他家與親人。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就像母親充滿慈愛的博大胸懷,養育萬方,容納百匯。回到日本,他逢人就説:「中國是我的故鄉,解放軍是我的養父母。」(安達大成先生已於2015年1月17日在日本千葉縣柏市的家中去世,享年82歲。謹在這裡獻上深切的哀悼。)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張石 簡歷
1985年,中國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研究所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到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94年到1996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客座研究員,現任日本《中文導報》副主編。著有《莊子和現代主義》、《川端康成與東方古典》、《櫻雪鴻泥》、《寒山與日本文化》、《東京傷逝》、《孫中山與大月薰—一段不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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